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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欧亚各国合作日益深入、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升级、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协调推进背景下提出的亚欧大陆带状经济合作战略。投资合作是以互联互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部分。对此，应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在产业链条上的分工与合作，以融入全球价值链为切入点，通过推进产业集群形成、上下游与关联产业协同发展，促使各经济体在国际价值链上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与本国价值链的结合，以提高企业吸收能力为根本，以产业内分工细化为形式，以技术创新与进步为主要推动力，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并以现代服务业发展、序贯区域发展与知识资本积累等措施协同配合。 copyright dedecms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模式;全球价值链;模块化网络 内容来自dedecms

　　投资合作是以互联互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部分，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类产业领域已取得重大进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我国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1612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然而，如果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局限于获取能源和资源、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则中心—外围效应会将自然资源丰富而工业基础薄弱的经济体锁定在国际分工外围，从根本上不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同时，沿线地区与国家特别是中亚地区，其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对投资合作提出新的要求。如，哈萨克斯坦2010年宣布实施《2010-2014年国家加速工业创新发展纲要》，限速发展采掘业，压缩不可再生资源产品的出口份额。这使其传统能源资源类投资合作空间缩小。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以交通运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合作机制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共商、共享、共建”。因此，如何创新投资合作模式，以激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内生合作意愿，是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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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进展、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dedecms.com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进展 内容来自dedecms

　　1.从投资规模看，年均增长率显着增加。“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推动了双边、多边投资合作的快速增长。当前，虽然我国投资合作的主要目的国是发达国家，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投资空间广阔，且增长迅速(见表1)。商务部数据显示，2003～2013年，我国对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从2亿美元迅速增长至134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7.1%增加至12.4%，年均增长率达61.1%，远高于同期对外直接投资49.6%的年均增长率。[1]2016年一季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35.9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达255.9亿美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从区域分布看，核心合作伙伴投资更加频繁。2015年，我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泰国等;[2]2016年一季度，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地区。[3]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亚地区，核心合作伙伴投资合作关系更为显着。首先，在投资规模流量方面，中亚地区的中国与俄罗斯相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最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亚五国与俄罗斯投资合作中，较为突出的是哈萨克斯坦。其次，在投资规模存量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投资合作相对更密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但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资金技术瓶颈。因此，其投资合作模式呈现以下特征和问题： copyright dedecms

　　首先，从行业分布与结构看，技术投资合作等领域虽逐年增长，但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资源领域投资比重仍相对较大。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到2020年间，亚洲基建存在83000亿美元缺口。[4]我国凭借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合作以及高端制造业(高铁、核电等)等方面展开了多层次的投资合作。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我国是哈萨克斯坦主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2009～2013年，我国累计向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225.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向关税同盟国家直接投资总额的91.5%。而且与其他参与直接投资的国家一样，能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是投资合作的主要领域。[1]同时，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合作投资进展顺利。如，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技术合作，我国与俄罗斯在核电、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的技术投资合作。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自俄罗斯引进民用技术43项，合同金额1.4亿美元。[2]然而，投资合作行业结构主要集中于能源资源领域，容易强化并放大环境污染效应。从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区域增长角度看，为兼顾各国区域环境利益，双边投资合作领域有必要从初期的能源与矿产勘探、交通运输与信息通讯为主，逐渐向“绿色”发展战略合作转变，将低层次能源开发与深加工相结合，在基础建设之外拓展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合作。

　　其次，从投资合作方式选择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仍以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信贷合作、股权合作为主要模式。如，2013年，我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以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与吉尔吉斯斯坦“北一南公路”修复项目签署总金额约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分工明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提供了资金支持，有效推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2015年4月，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卡洛特-加龙省水电站、科哈拉水电站等其他能源电力项目的建设，推动了我国与巴基斯坦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的投资合作布局。[5]然而，相对单一的投资合作模式只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初期能有效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实现快速推进投资项目，但伴随资源禀赋的变化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价值链的各环节也在全球范围转移，这就需要更多样的合作模式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 copyright dedecms

　　最后，从投资合作主体看，国有大型企业是主要投资合作主体，民营企业参与度相对较低。由于基础设施、能源建设项目周期长、投资金额大，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民营企业进入设有诸多限制。如，在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投资合作中，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少数国企或有国企合作背景的企业拥有原油进口权。近年来，少数民营企业逐渐有机会参与能源、化工等领域的投资合作，但数量与规模仍有待提高。如，广汇能源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具有煤、油、气资源的民营企业，虽然早在2009年以57.06亿元人民币与哈萨克斯坦TBM公司投资合作“斋桑油气综合开发项目”，但其受限于民营企业身份而无法获得原油进口权，不能利用进口过境原油来精深加工石化产品。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主体包括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与零部件供应商。显然，全球价值链不仅由大量互补的企业组成，还有不断变化的契约关系及由此联结起来的企业网络组织集。仅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的参与主体虽然解决了当前投资中资金规模限制等问题，但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需要多个生产主体的共同参与。 copyright dedecms

　　二、应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切入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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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传统的排他性关税同盟，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贸易“商贸走廊”，而是网络状互联互通、共赢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需要突破现有模式，寻求沿线国家和地区真正的共赢发展。同时，信息化时代下，以模块化生产、产品内专业化与价值链分工为代表的深入到产品生产层面的国际分工形式，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模式创新提供了可能。首先，模块化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投资合作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其次，资源禀赋差异使模块间协同合作有了现实操作的可能。[6]

　　(一)知识溢出、技术创新是投资合作深化的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一些国家特别是陆锁国，由于国内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与国际相关产业的通达性较低、产业嵌入位置与增值能力较低，在价值链分工中被逐渐边缘化，存在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风险，急需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投资合作来提升增值能力与价值链分工地位。电网、铁路、管道等基础设施的连通、贸易往来的增加为这些国家融入全球化竞争、实现价值链攀升创造了条件，而知识溢出、技术创新则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基础。首先，通过投资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纵观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史，其产业发展过程实质就是技术创新与升级的过程，即先有产业技术升级，后有产业结构调整。其次，融入全球价值链，利用模块化网络化与产品内分工，使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与地区均能在模块多层次分解中选择不同的专业化与异质化方向，而这一过程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技术创新。[7]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与运行，是在生产者或购买者推动下完成的，由此对应不同的核心技术创新领域。 dedecms.com

　　(二)结合国内价值链、集约化与可持续发展是拓展的方向 本文来自织梦

　　模块化生产与产品内分工使传统的生产链由线性关系演变为网络状关系，价值链升级由“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全球网络化布局转变。在此背景下，投资合作基础也由最初的地缘优势为主，逐步转向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规模逐渐扩大，投资合作领域与方式也应顺势拓宽。面对投资需求的变化，除在非资源领域如高端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合作外，在能源资源领域可采用两种模式拓展投资合作：一是发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中亚毗邻的地缘优势，以可再生资源与可耗竭能源的“双轨”引进机制展开合作。二是立足国内市场，结合国内价值链，突出集约化与可持续发展。依据市场导向的价值链体系，集群中的企业可凭“杠杆能力”将某条价值链上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一条价值链，以低成本推动升级，实现全球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对接，[8]进而构建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体系。[9]面对越来越严苛的资源类投资合作环境，对外展开投资合作的基本出发点应是国内需求。同时，对已获得的能源油气项目，应提高利用效率，以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展开投资，既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又提升产业国际位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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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高吸收能力是以投资促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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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的产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而吸收能力被认为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融入全球价值链虽然可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升级，提高技术引进、模仿与吸收的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初始收入水平低的地区仍需提高吸收能力以真正实现追赶。[10]在创新投资合作模式时，应区分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有针对性地推动企业创新与技术溢出。以清洁能源为例，虽然我国在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制造业及部分产品的大批量组装方面具有优势，在中亚国家油气中下游产业建设、火电开发、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方面也有广泛的投资合作，但清洁能源原材料依赖进口、核心技术设备缺失、产品出口规模大而附加值低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亟待解决。由于新能源产业链包括研发、设备制造与终端利用三部分，研发若无进展，就会成为落后产能;终端利用不足，就将形成过剩产能。因此，应从两方面推动投资合作模式创新：一是鼓励新能源企业合作研发，以提高本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实现更好的技术溢出与知识资本存量增长。二是以能源项目建设、能源产业现代化改造推动产业链延伸，将技术、资本带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提高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就业水平。

　　(四)基于国情与协同配合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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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模式创新，在路径选择方面有必要从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出发，建立相关协同配合机制：首先，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初期，应加速跨境经济合作区、经贸区建设，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在法律制度环境尚未完善的条件下，参与投资合作的企业可以产业集群方式获得集聚收益，减少制度约束，改善融资与履约环境。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有利于这一协同配合机制的形成。其次，在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后，应侧重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加速或强化价值链攀升。全球价值链将生产网络上的各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生产性服务则是连接各链条的重要纽带。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初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推动了区域市场的整合，有利于价值链提升;随着投资合作的深入，应辅之以较少的金融控制、更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以强化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最后，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与构建、拓展本土价值链的过程中，应以序贯区域发展的方式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发合作，形成有效的投资合作反馈机制。如，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商务环境优化推动投资便利化;在投资合作主体方面，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深入，应考虑由政府主导转向企业主导，推动民营企业参与，以PPP等方式推动投资合作的深入等。 内容来自dedecms

　　三、结论与配套对策 内容来自dedecms

　　全球价值链、模块化生产与产业内分工为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模式提供了可能。基于地缘政治与资源禀赋的投资合作，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维度、非线性、具有路径依赖且动态的过程，需要政策与制度随之进行调整。首先，协调投资合作各方的利益关系，兼顾东道国的国内价值链延伸与国际价值链的嵌入。一是在战略层面，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应基于不同的发展基础与地缘优势，融入模块化网络，在模块分解中实现企业异质化、地区差异化分工。如，以企业合作方式协调各方利益，在各国企业间建立利益共同体，构建商品、资源、资本与技术的协调发展机制。[11]二是在操作层面，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国际间运输通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高附加值下游产业投资，规避“原料产地”“倾销市场”等内容单一的低级投资合作形式，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以技术合作、高端服务业贸易等促使各经济体实现生产环节向更具核心技术与高附加值的环节转移。在此过程中，投资合作要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与目的。其次，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在产业链条上的产品内分工、模块化分工与合作，通过推进产业集群形成、与关联产业协同发展，促使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一是提高市场开发度，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加速模块化分解。深化投资合作，最大限度集聚异质性产品需求，推动生产链分解与模块化协同演进。二是推动标准与规则合作，特别是铁路、钢材、轻纺与工程建设等领域的标准互认。价值的生成、知识与技术创新都分布在网络状的生产链中，通过不同模块之间的协作与创新实现最高效配置，而相对统一的标准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三是降低投资合作制度成本。由于模块化分工的实质是知识分工，在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制度暂时缺失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会以恶性价格竞争、挖关键技术人员等方式与研发企业竞争。因此，应在保护知识累积、扩散的同时，以提高企业吸收能力为根本，以产业内分工细化为形式，以技术创新与进步为主要推动力，降低投资合作制度成本。最后，强化知识资本积累以推动价值链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借助知识技术溢出实现产品升级提供了机遇，但更高层级的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的实现还有赖于长期、大量的知识资本积累。模块化形成的前提是不同模块之间的知识共享，因此，要减少知识传播障碍，以人力资本培养、投资贸易与人员往来便利化、人员互访与技术培训等方式，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同时，避免知识投资不足。知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市场力量不会带来最优投资配置，因此，应理顺政府、科研机构与企业问的关系，使政府在方向引领、标准制定与监管、基础性研究支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由于知识创新与扩散的重要途径在于企业间互动，所以相似的知识结构能降低生产与技术引进中的不确定性，带动价值链升级。因此，应在基础学科层面打破学科界限，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知识创新;在企业组织层面，以组织内、组织间知识整合与再创新推动价值链整合。

　　参考文献：

　　[1]韩冰，等.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2015年第3季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copyright dedecms

　　[2]商务部合作司.2015年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合作情况[EB/OL].[2016-01-21].“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1601/20160101239838.shtml.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商务部合作司.2016年1季度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合作情况[EB/OL].[2016-04-21].“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l/tjsj/201601/20160101239838.shtml.

　　[4]全球转型下的中国投资之三——“投基建”可期保增长[EB/OL].[2014-10-30].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0/30/c_1113046148.htm.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5]综述：“一带一路”助推中巴经济走廊上台阶[EB/OL].[2015-06-04].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1_79637_0_7.html. dedecms.com

　　[6][7]马莉莉，王瑞，张亚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与合作机制研究[J].人文杂志，2014(5)：38-44. 本文来自织梦

　　[8]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8.

　　[9][12]蓝庆新，姜峰.“一带一路”与以中国核心的国际价值链体系构建[J].人文杂志，2016(5)：21-26.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0]肖利平.后发优势、吸收能力与追赶型增长的区域差异[J].中国软科学，2010(1)：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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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商参处。

　　[2]数据来源：商务部2014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