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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中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诸如“颜色革命”后中国民主改革陷入困境、国内暴力冲突不断、恐怖主义盛行、领土争端不断、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加重；国际上，难民潮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危机、气候不断变暖等等，这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提出了重大挑战。“中国方案”需要避免因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相互之间的误判，而导致对世界秩序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变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会有自己的方案，而且肯定是不同的方案，为了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和认同或在国际社会获得合法性，这些不同的方案在哲学或到道义上肯定会寻求世界各国认可的价值观。比如，美国也一直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宽容、谦逊、信仰作为其价值观。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追求的价值。这里，我更愿意从操作层面来谈我对“中国方案”的理解和希望。主要强调三点。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一，“中国方案”和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关系。“中国方案”首先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根据中国国家利益的变化，我认为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出现在1949-1978年，为了快速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内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造，希望通过集中资源完成这一目标，对外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加强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争取第二世界的支持，反对美国和前苏联争霸。第二次是1978-2012年，为了将国家建成一个富裕国家，中国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目标，对内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及制度创新，对外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和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终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次大的变革是2013年直到现在，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对内力推依法治国、调整经济结构以及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对外则提出以 dedecms.com

“中国方案”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国方案”正是新时期国家战略目标在对外政策上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方案”是为了适应新时期国家战略目标而在外交政策上进行观念创新的一个总的概括。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方案”在操作层面的一个具体方案。亚投行的设立也是“中国方案”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个具体方案。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中国方案”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中国方案”不仅是中国在新时期国家战略目标调整中在外交政策上进行观念创新的总括，而且也是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变革中不确定性的反映。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中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诸如“颜色革命”后中国民主改革陷入困境、国内暴力冲突不断、恐怖主义盛行、领土争端不断、难民潮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危机、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加重、气候不断变暖等等，这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提出了重大挑战。今天的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在国际社会进行全球治理中，不仅中国希望能有反映中国国家利益的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能够提出与其大国地位像匹配并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方案”。既然“中国方案”也是应解决当今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而提出的，我们就很有必要对当今世界秩序所面临的挑战有一个明晰的认知。在我看来，尽管当今世界秩序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但如下四个问题和挑战是最为根本的支柱性的挑战。

第一个支柱性的挑战涉及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就是学术界讨论的国际安全悖论，其核心问题是核不扩散是否可以延续?这突出地表现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争。第二个支柱性的挑战是，崛起的中国和美国是否存在着争夺世界秩序主导权?这突出地体现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TPP战略是否会分裂亚洲，以及美国是否仍然插手南中国海问题。第三个支柱性挑战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地区合作是否可以延续?这突出体现在WTO谈判是否完全中断，自认为是全球化受损的国家是否会因贫富差距加大而推行保护主义，以及欧盟是否会因英国的脱欧而引起马太效应而最终解体。第四个支柱性挑战是，如何进行全球治理?这突出表现在全球治理是分领域治理还是一揽子治理，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进行治理还是通过国际制度建设进行治理。当今世界秩序所面临着这四个支柱性挑战，既是世界各国在世界秩序建设中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方案”在提出和实施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和挑战。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中国方案”必须既能反映中国国家利益又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是对“中国方案”的重大考验。就国家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言，“中国方案”既要包括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也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就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而言，“中国方案”需要明确寻求合作的具体领域和具体措施，努力避免因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相互之间的误判而导致对世界秩序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在全球化和地区合作方面，中国曾是全球化和地区合作的受益者，在全球化因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受到质疑以及地区合作因2016英国的脱欧受到冲击的今天，“中国方案”就像其一直坚持的那样，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全球化并支持地区合作。就全球治理而言，“中国方案”应该分领域治理与一揽子治理兼顾、大国协调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在分领域合作治理过程中，需要明确哪些领域（贸易、投资、金融、环境、气候等）可作为优先考虑的议事日程，而在一揽子治理过程中，则需考虑建立何种国际机制才能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三，“中国方案”与国内改革的关系。 “中国方案”与中国过去30多年成功改革相关联，没有过去30多年的国内持续改革，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为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家。因此，“中国方案”在未来的可行性除了受国际社会的制约，更需要国内制度创新的支撑。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诸如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价格改革中的“双轨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制”和“按比例分成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特区”和最近的“自由贸易区”、改革路径选择上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冲破意识形态争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国内制度创新为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提供了保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今天，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面临着双重挑战，既有国际社会中围绕世界秩序而进行争论所带来的挑战，也面临着中国国内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而这两种挑战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关联的。在把握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并不总是一致的，只强调任何一方而不顾及另外一方都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在操作层面上是不可行的。“中国方案”需要观念和理论上的创新，也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基础，所以，“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其实是对国内改革的考验。离开国内改革和创新，以“中国方案”参与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建设很容易流于一种形式。 织梦好，好织梦